如果说，河姆渡文化还只是宁波海洋意识的萌动时期，那么进入春秋战国时期，生活在当地的吴越民族开始有意识地走向海洋，利用海洋进行运输、贸易和对外交往，促使了宁波“海上丝绸之路”的逐步形成。

春秋时期，越王勾践在修建了第一座真正意义上的港口城市句章。根据《嘉靖宁波府志》记载，“句章城在今慈溪（现慈城）城山渡之东，春秋时越王句践所筑，其曰城山，以句章之城在此山也”。而编修于宋代《宝庆四明志》也记载，“在今县南十五里，面江为邑，城基尚存”，这说明到了南宋句章的遗址尚且存在。当然，当时的句章港主要还是作为军港而存在的。清代胡亦堂有《城山渡怀古诗》：“闻昔句章县，江城面水隈，如何鸡犬地，一望尽蒿莱，潮汐无时歇，风帆此道开，当年戌守者，凭吊有余哀。”但也正是从句章港开始，有了大规模、远距离的航海活动，它为以后明州港的建立和发展创造了条件。

1976年，鄞县云龙镇甲村石秃山出土一件战国时期的铜钺，金黄色，高9.8厘米，刃宽12.1厘米，锋利如新。器身一面素面而无纹，另一面铸有一边框，框内上方为龙纹，双龙昂首相向，前肢弯曲，尾向内卷。下部以弧形边框线为舟，上坐四人成一排，四人皆头戴羽毛冠，双手持桨，奋力划船。此件铜钺最后被命名为“羽人竞渡”，而其所展现的宁波战国时期水上活动以及所蕴含的拼搏、开拓的精神内涵使这一件“羽人竞渡”铜钺成为宁波海洋文化和“海上丝绸之路”的标志。

如果说，河姆渡文化是宁波“海上丝绸之路”的源头，句章港是其发展的历史基础，那么，汉代遗址出土的为数甚多的舶来品，上林湖古窑址生产的大量外销陶瓷，东汉三国时期佛教的传入……这些都标志着宁波的海洋文化已经进入到一个以东西文明对话为核心的时代，宁波的“海上丝绸之路”逐渐形成。

东汉时期，成熟青瓷的创烧与制品的外输成为区域经济的一大产业，而日本群岛、朝鲜半岛以及东南亚地区墓葬和一直中出土的早期越窑青瓷表明，早期越窑青瓷，最迟在东晋时已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输往日本列岛、朝鲜半岛及东南亚国家，成为当时从宁波出发远航的海船上的主要贸易品之一。

三国东吴时期，吴地铸镜工匠通过句章港东渡日本，同时也带去了高超的制镜技术，铸造出具有吴地特色的日本三角缘神兽镜。

在输出的同时也不乏输入。东汉三国时期，随着南方交州、广州地区“海上丝绸之路”的兴盛，许多的胡人番商也不断北上，或陆路或海行来到宁波地区，随着而来的是舶来品的输入和佛教在宁波地区的传播。玻璃珠、琉璃瑱等来自南方的诸多舶来品已经在东汉的宁波地区陆续出现，而三国东吴时期的堆塑罐上出现了胡人的形象，这无疑反映了当时宁波地区对外商品贸易、人员往来和文化交流的盛况。而在佛教方面，东吴太子太傅、都乡侯阚泽在句章的书堂（现在江北慈城）后来成为普济寺；相传印度僧人那罗延则在五磊山结庐静修，此为五磊寺的前生；西晋武帝太康三年（282年） 慧达求得舍利宝塔，遂于其地结庐守护，此为阿育王寺之创始；西晋永康元年（300年），僧义兴结茅庵于太白山麓东谷，称“太白精舍”，这是天童寺的创始。

从春秋时期到魏晋南北朝，从句章故港、羽人竞渡到佛教的滥觞，在这漫长的岁月里，宁波的“海上丝绸之路”和对外交流虽然不像广州那样被载入官方的史书，但也在逐步发展，逐步酝酿，羽人竞渡的拼搏、海洋意识的开拓和创新一直是这一地区永恒的精神内在，并激励着宁波人不断走向海洋。而这也为宁波在唐代建州、宋元及其以后成为“海上丝绸之路”主要始发港和登陆港提供了厚重的历史传承和浓厚的文化积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