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原丝路———内蒙古出土文物精华展”于12月27日起在宁波博物馆一楼西展厅正式开展，展出代表草原丝绸之路形成和发展、鼎盛时期的１２０件（套）珍贵文物。展览将持续至２０１７年３月１０日。为配合本次展览，宁波博物馆邀请内蒙古博物院副院长傅宁，开讲《草原丝路与东西文化交流》。

为了更好地展示本次展览的主旨，激发观众更多的思考，特整理了本次讲座的主要内容，与观众共同发现辽阔草原的久远之音。

一、丝绸之路与草原丝绸之路

丝绸之路是古代世界历史上一条著名的通商之路，更联通古代东西方经济贸易、文化交流之路，而“草原丝绸之路”又是其中时代最早、又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它见证了欧亚大陆各个历史阶段在各方面的交流，尤以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间的交流为重。

中国北方草原，由于其地处欧亚大陆草原的东南边沿，临近东方发达的农业文明区域，这里不仅是游牧文化与中原农耕文化交汇的核心地区，也是草原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欧亚大陆草原的范围：自欧洲多瑙河下游起，呈连续带状往东延伸，经东欧平原、西西伯利亚平原、哈萨克丘陵、蒙古高原，直达中国东北松辽平原，东西绵延近110个经度，构成地球上最宽广的欧亚草原区。欧亚大陆草原具有共同生业形态和相近习俗的诸民族，在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丝绸之路）方面曾发挥了特殊的、无可替代的历史作用。

我们以为，在中国古代历史上，草原丝绸之路可能更早地架起了联通东西方交流与交往的桥梁，并在一定时期、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中国与西方世界交流的大通道作用，有时甚至是主要的和难以替代的通道，特别是海路交通发达以前相当长的历史阶段里更是如此。本次讲座，将追寻草原丝绸之路的轨迹，考察东西方、各民族在文化、经济方面的交流脉络。

二、北方地区史前时期文化交往痕迹

考古发现表明，至迟从旧石器时代晚期开始，中国北方地区就存在着人类文明间的交流。上世纪80年代宁夏水洞沟旧石器时代遗址的发现，就表明“水洞沟文化中的主要内容和欧洲、西亚、北非的旧石器文化传统可以进行全面的对比”。并认为这是“发生文化交流的重要证据”。

　　进入新石器时代，北方地区发现的新石器时代的女神像、骨柄石刃器等文物，从而印证出在今天的游牧文化区域间，史前时期即存在着文化的交流现象。同时，也为观众带来“文化交流是人类社会发展与进步的必然结果”的信息。

三、青铜时代到早期铁器时代的东西文化交流

青铜时代早期文化交流的研究，主要依据于考古发现。如西方发现的时属早期青铜时代的安德罗诺沃文化和早期卡拉苏克文化。在中国境内，则有甘肃的四坝文化和内蒙古夏家店下层文化、朱开沟文化，以及稍晚的夏家店上层文化等，上述文化均反映出东西方间的确存在着文化交流的现象。

    中国北方青铜器是源于斯基泰艺术的，或者说是仿造了米努辛斯克盆地的标本。殷商文化影响了卡拉苏克文化，并经鄂尔多斯、绥远、蒙古、叶尼塞河流域传至南俄的斯基泰文化中。（20世纪20年代）

（欧亚大陆草原青铜时代文化分布示意图)

    有些学者认为卡拉苏克文化的器物特征与鄂尔多斯青铜器有相似之处，可能是受到鄂尔多斯青铜文化影响的结果。....真正融汇了西方文化成份的动物纹艺术品，是伴随着北方游牧化的发展才传入中国的。卡拉苏克文化与殷商时期的中国北方草原文化已经有了密切的交往。有的学者则认为，北方地区自战国中期以后，有一类“带框之动物纹”，其框沿的梨树叶纹系用于镶嵌。其制作手法可能是外来的，鹰头怪兽和后肢翻转的动物纹是受到黑海北岸到阿尔泰地区艺术风格的影响。(20世纪80年代）

至春秋战国时期，北方地区内蒙古东部的夏家店上层文化、冀北山地的山戎文化，到内蒙古中南部的前匈奴和匈奴文化，再到甘宁地区的西戎文化的发展、演变，形成了北方文化带中一种文化的“趋同”现象。

(阿尔泰地区发现的怪兽搏虎纹金饰牌)

(怪异的虚幻动物—“格里芬”)

(巴泽雷克墓葬出土的具有波斯艺术风格的马鞍和毡毯)

四、 匈奴在东西文化交流中的贡献

大约在公元前3世纪中叶，巴克特里亚希腊化国家脱离了塞琉古王朝而独立。同时期，在中国也经历了一个历史大转变的时期，即出现了统一的秦王朝。在这一充满着各诸侯国混战、兼并和民族斗争、融合与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匈奴一直参与其中，并趁秦亡后，楚汉相争无暇北顾的机会发展壮大起来。匈奴的崛起，对中国、中亚乃至世界的历史均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蒙古国诺颜乌拉匈奴墓出土的罗马玻璃器)

(汉代怪兽纹青铜带饰)

五、魏晋南北朝时期东西方交流的印迹

鲜卑民族的入主中原，为中原地区带来了更为便利的民族融合浪潮，两种截然不同文化传统和背景的人群密切交往、共同生存，促使南北民族间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宗教信仰乃至社会习俗等各个领域的全面交流与交往。西方文化因素也顺势传入了中原地区。这一历史进程的最直接后果，导致了中国历史上又一次极为重要的时期——民族大迁徙、大融合、社会大转轨时期的到来，并为隋唐时期东西方文化交流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以黄金作为装饰物，是欧亚大陆草原具有相同或相近生产生活方式的民族在装饰上的一个共同特征。这在西方的斯基泰和东方的匈奴等游牧民族饰物中即可窥见一斑。从公元前6世纪直至魏晋南北朝时期，用金片装饰于冠服之上的实物，常见于各地区墓葬和流散文物中。在一些较大型的贵族墓葬中，我们还可以见到完全来源于中亚、西亚甚至希腊、罗马的舶来品,反映出此时期外来文化的大量涌入。

(大同及锡盟正镶白旗发现的玻璃器)

(公元前5-4世纪的塞人服饰）

（集美博物馆藏金饰件）

（阿富汗席巴尔汗出土的缀有摇叶的金冠）

六、契丹王朝与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

辽王朝建立者――契丹民族，在其统治中国北方长达二百余年的历史进程中，创造出了独具特色的契丹文明。“契丹”这一民族称谓，在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中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留下了令人赞叹的文化遗产。

   辽时期的草原丝绸之路，有南北两路之分。北路由葱岭经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进入河西走廊和蒙古草原到达辽国境内；南路则自漠北南下经过阴山至丰州，东行之辽西京，再东行至归化州（一路至辽中京，一路至辽南京）。在考古工作方面，辽代文物的不断发现，特别是一些辽代王族墓葬的发掘，使我们在惊讶于契丹民族文化创造的同时，对其文化内涵及产生的原因也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

（耶律羽之墓出土的粟特式鎏金银杯）

（辽代壁画）

（辽陈国公主墓出土的琥珀）

横跨欧亚的蒙古汗国及元王朝的建立，为欧、亚、非大陆之间开通了畅行无阻的交流之路东西方文明的交流与交往达到了顶峰。海陆贸易的发达，前所未有地促进了东西方经济文化的交流，西方的伊斯兰文明、基督教文明，东方传统的汉文化在蒙古为代表的游牧文化下融汇贯通，兼容并蓄，创造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元文化面貌。考古发现的许多东西合璧的金银器工艺、发色浓艳的青花瓷器、织造精美的丝织品在这里交融；西方的天文历法、医术算学传入中土，带有古叙利亚、伊斯兰、蒙古、汉等多种文字的文物不时地被发现等等，无不透露着这一时期多元文化融合发展的信息。

（内蒙古地区发现的伊斯兰教文物）

（内蒙古地区发现的道教题材的文物）

（带有飞天及迦陵频伽纹饰的金器）

在中国古代北方民族的历史上，春秋战国时期可谓是民族大融合、社会大发展的一个时期。进入秦汉后，相对于定居的农耕民族更为快速便捷、迁徙无常的游牧民族——匈奴部落联盟在与中原王朝或战或和的数百年间，在沟通中原与西方联系方面客观上起到了桥梁和纽带作用。而进入魏晋南北朝之后，更因北方民族的入主中原，而为之带来了“新鲜血液和勃勃生机”。唐代以后，中原王朝与东西方诸国开展了广泛的经济和贸易交流，无论是陆路还是海路的“丝绸之路”均可谓达到了历史的高峰。辽王朝时期，草原丝绸之路再一次成为东西方文明交流的重要渠道。而南北一体，东西畅达的蒙元帝国的建立，更为东西方经济文化的交流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局面。

   所以，真正认识到欧亚大陆草原历来就是东西方交流与交往的主渠道之一，游牧民族在其中发挥着桥梁和纽带的作用，这是客观的历史事实，也是多元一体中华民族古老文明不可或缺的重要佐证。